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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终身教授”

      桑德拉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意大利人。

  1973年,我们相识于上海,她是我们的意大利语外教。桑德拉全名是阿莱桑德拉·拉瓦尼诺,中文名为兰姗德。40多年来,我们之间的友情渐渐从当年“内外有别”的师生,“酿”成熟识的良师益友。

  父亲的一次中国之行让她迷上了中国

  1972年,我幸运地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意大利语专业学习。1973年,上外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桑德拉就是其中一员。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第一次见到桑德拉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她站在讲台上,年轻、漂亮、充满活力,意大利人特有的肢体语言使她的表情富有魅力。

  记得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桑德拉请中国老师和全班学生到她位于黄浦江边上海大厦中的住所聚会。上海的夏天潮湿闷热,桑德拉专门准备了西瓜招待我们,她客厅书架上码放着整齐的《人民文学》中文杂志,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记。当时我还想,她懂中文吗?因为她给我们上课时,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中文字。不过,每当我们在课堂上相互争论时,她的眼神说明她能听懂我们的对话内容。后来我得知,她在罗马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才前往中国。多年后在闲聊中谈及此事,她说,当时她的工作主要是教授意大利语,不和学生讲中文对我们学习外语更有帮助。

  那时,每个学期我们都要到工厂、农村开门办学,一般去一个月左右。在上海马桥公社,我和她被分配去摘棉花。我虽然是山西人,穿过棉衣,盖过棉被,但并没有见过棉花长什么样子。她这个外国人更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我们一起在农民师傅的指点下,胸前挂着一个大兜兜,边学边摘。她学得很认真。我们共同在一片土地上采摘雪白棉桃的情景,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桑德拉为何要来中国任教?她告诉我,是父亲的一次中国之行让她迷上了中国。她的父亲弗朗切斯科·拉瓦尼诺是著名音乐大师,影片《巴黎圣母院》的作曲者。1957年,弗朗切斯科·拉瓦尼诺与意大利著名导演里扎尼在中国拍摄纪录片《长城》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应邀出席了当年的国庆招待会。父亲从中国回来后,给孩子们讲述的中国见闻在桑德拉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她决定要学习中文,走近这个外界感到神秘的国度。

  她的家是“袖珍版的中国文化收藏馆”

  罗马、米兰、北京,这不是一条旅游路线,是我和桑德拉自上海分别后,我们之间交集最多、友情得以延续的三个中心。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各自的工作都有变化。我曾在意大利佩鲁贾外国人大学进修两年,之后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做过外交官。自1985年起,我又先后四次出任人民日报驻意大利分社记者。桑德拉曾两次前往上外任教,还出任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新闻官。

  我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每每谈到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她都有说不完的话。记得第一次采访,是因为她历经16年打磨的中国古典名著《文心雕龙》翻译出版。之前每次见面,她都会讲起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翻译这部巨著。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意大利文版《文心雕龙》终于问世。如今,桑德拉已成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特约会员,是该协会唯一一位来自西方国家的会员。去年8月她还出席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

  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桑德拉可谓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同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约请她撰写的文章《自由交往真好》。

  桑德拉曾在历史悠久的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任教,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她一直担任米兰国立大学中文教研室主任,2010年至今,又担任该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我在意大利工作期间,每每孔子学院有活动,她都邀请我出席。我感到她已把孔子学院当作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这里寄托着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桑德拉住在罗马,但在米兰和老家加维也有住所。她的家与其说是家,其实更像是她的工作室,甚至可以称为“袖珍版的中国文化收藏馆”——到处摆放着中国文学、历史和艺术方面的书籍,还有中国的音乐、戏剧、电影资料,其中很多藏品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有趣的是,她家中的竹皮暖水瓶和搪瓷洗脸盆等中国物件记录下她在中国的足迹。这些如今在国内都已很少看到的东西,出现在她的家里,让人备感亲切。

  意大利政府常常将终身参议员的身份授予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以此表彰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特殊贡献,桑德拉也在此列。于我而言,她不仅是启蒙外教,在40多年的工作中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因此,套用意大利人的习惯,我总是开玩笑地称她为我的“终身教授”!